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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听听赵北村的小故事
2019/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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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情简介

  赵北村,明永乐年间建村,曾用名尹儿湾、小赵八庄,“文革”时曾更名红五星村。有734户,2100人,耕地1832亩。东至稻地村,西至窑上村,南至海河,北至老圈村。

  村名的由来

  明朝永乐年间,来自安徽歙县的赵亮与其弟随燕王朱棣的军队,一路扫北,来到天津。明成祖登基后,两兄弟解甲归田,经过一番寻找和勘察,发现海河沿岸的一片土地不仅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而且鱼虾成群,漕运与客运便利,于是决定在此立户。他们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种植玉米、小麦等,闲来无事还去河里捕鱼捞虾,几乎年年都风调雨顺,生活富足。老家的亲戚看哥俩儿在天津混得好,纷纷赶来投奔,于是又有沈、孟、高诸姓迁入。渐渐地,这里形成一个村庄,因赵氏兄弟是村里的第一户人家,村子又地处海河以北,故称赵北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为了使航运更加便利,在李鸿章的批准下,海河工程局成立,对海河航线采取“塞支强干”和“裁弯取直”措施。赵北村南边的河道从此改了位置,一下子从村边移到村内,将村子分成两部分。河道北岸因为人少、面积小称为小赵北村,河道南岸因为人多、面积大称为大赵北村。为了方便两岸往来,大赵北村修建了一个渡口,常年有摆渡人往返于河面之上。也正得益于此,赵北村村民进天津城往往不走陆路,而走水路,运输起农作物来十分便捷。

  现今,经过天津市历次的行政区划调整,小赵北村隶属东丽区,大赵北村隶属津南区。但小赵北村的人口和面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多变大,已超过大赵北村,可出于历史习惯,人们仍然称其为小赵北村。

  日本侵华时期的赵北村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提出此基本政策构想的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近卫声明”。日本试图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体,建设日本与东亚、东南亚 “共存共荣的新秩序”的政治体系,实则是进行文化侵略,让其他国家在这个共荣圈中接受日本的统治。

  日军侵入赵北村以后,大力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政策之一便是推行奴化教育。日军派汉奸把村里私塾老师抓来,强迫要求私塾老师教授日语,否则非但老师性命难保,学生们也都要被杀光。私塾老师讲了一辈子之乎者也,哪里会日语,但为保护学生,只好晚上熬夜自学,白天教授学生日语。有时老师上课在黑板上书写日语字母,写着写着就哭起来,泣不成声,学生们也不知道老师怎么了,都默不出声。

  上课期间,经常会看到几个日本兵带着汉奸巡查,日本兵所戴帽子后面的屁帘一晃一晃,穿着黄皮鞋,皮鞋很硬,走起路来都“呱嗒呱嗒”的。有时上课中途,就会冲进来几个日本兵,把私塾老师推到一边,让汉奸站在讲台中间,召开讲演会,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日本军官还会随时抽查学生的日语学习情况,学得好的就会赏给一块糖吃。小一些的学生,也不懂,拿到糖塞到嘴里就吃;大一些的学生,却知道耻辱,宁愿挨打也不认真学习,后来索性就逃学不去了。

  军粮城机米厂的日本兵经常来村里巡逻,每次远远望见日本兵进村,村民们便慌慌张张逃往河对面的亲戚家避难。一日,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村里老孟赶忙拉着儿子庆裕出门。刚出院子,庆裕忽然挣脱老孟的手,冲进屋里,从书包里翻出心爱的《左传》《论语》几本书,跑到灶房,藏在草垛子里。老孟跟着进来,一把拉走庆裕,躲到亲戚家。

  过了几日,等情况稳定下来,老孟带着庆裕回到村里。庆裕一进门就跑到灶房,锅被砸了一个大坑,躺在地上,还有几张被撕碎的书页散落一地,庆裕看到,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捡纸片。晚上夜深人静时,庆裕用糨糊一片一片把书页粘起来,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北村才终于摆脱日本的同化教育。

  赵北村来了解放军

  1948年12月,国民党唐山部队欲投奔中山门,路经赵北村,村民称之为唐山败兵队。唐山败兵队据说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军队官兵素质不高,所到之处肆意抢掠村民。一些村子为避免灾祸,连村长都要低三下四讨好败兵队,亲自推着小车给败兵队送白菜吃。

  一日,一名国民党兵在村里巡逻,听到村里老高家有鸡叫声,三步并作两步冲进老高家院子,鸡吓得乱窜乱飞,大兵就绕着院子左扑右扑,沾了一身鸡毛,也没抓到,狼狈不堪。老高的小儿子在屋里听到声音,不顾老高的阻拦,冲出房门,叫了几声“大黄!大黄!”只见这大母鸡乖乖地跑到小高身边,被他一把抱住。大兵见状,走过来让小高交出母鸡,小高紧紧抱住,就是不肯。大兵急了,从腰间拔出枪来,老高吓得从屋里哆哆嗦嗦连滚带爬跑出来,给了儿子一个耳刮子,夺过母鸡,连忙笑吟吟双手把鸡交给大兵。大兵收起手枪,拎着母鸡,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支败兵队在村里没待多久,便仓促地走了。

  村民们也不知道这败兵队为什么说走就走,只是听他们说:“东北虎来了!”村民又惊又怕,心想这东北虎怎么跑到天津来了。

  败兵队前脚刚走,解放军后脚就来,都是棉衣棉裤狗皮帽子。嗬!可不就是“东北虎”么!村民们哪知谁好谁坏,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妇女们出门都要抓一把灰抹在脸上,故意打扮得又老又丑。村民们以为这“东北虎”也是路过,谁知就住下来了。

  军队派了几个人到村民家商量住宿问题,村民们也不敢开门,只留个小缝,露一只眼睛惶恐地左看看右看看,“老乡!我们是东北野战军,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我们是解放穷苦老百姓的!”老乡也不答应,心想:“你们这些丘八佬(民间对士兵的蔑称)都是一丘之貉,你们都不来,才是解放我们呢!”“老乡,我们可能要在咱村里多待些时日,得借宿在咱村民家里,没有屋子,院子就好!”村民们虽 说害怕,但也不敢拒绝,于是都开了门,让解放军住了进来。

  要说这解放军行事也真是奇怪,进出房子院子动静极小,静悄悄的都和小猫似的。天一亮就起床,收拾好自己的铺盖不说,又是扫院子,又是挑水。等村民起来,早已水满院净。和村民借用东西,总记得归还。这解放军不但不抢村民的粮食,还经常给村民送去一整盆的高粱米饭。还有一个理发班,是专门为解放军服务的,他们也经常主动帮村民理发。渐渐地,村民们都被解放军部队感化了。“这都是好兵!规矩得很!”村民们私下里都对解放军啧啧称赞。

  时值寒冬,天气越来越冷,白天在院子里还能忍受,一到了晚上,寒风刺骨,冷气逼人。村民们看到解放军在院子里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白了,都尽量多腾出一些房子给解放军住。

  1949年1月,解放军接到指示,部队迅速前进,解放塘沽。当时从赵北村到塘沽的交通线——海河早已上冻,解放军部队只能赶着牲口拉着大车迎着寒风在冰面艰难前进。赵北村很多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青壮年帮忙推车运物资,村里的妇女则来来回回送开水。

  经过数日激战,塘沽终于解放。国民党部队被俘虏以后,解放军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融化改造俘虏运动,召开诉苦大会,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俘虏兵和解放军朝夕相处,生活、行军、战斗都在一起,随时随地可以交流思想。解放军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最能感动俘虏兵。他们亲眼看到解放军上级领导吃、穿、住都和战士一样。有的战士生病了,班长会帮助背行李,把好房子让给战士住。解放军十分讲究军纪军规,善待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俘虏兵渐渐被感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队又来到赵北村垦荒,村民还是习惯地称他们“八路”。现在赵北村一半的田地都是这批部队开垦出来的,村民称之为“八路圈”。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战士们干活从不含糊。为了激发劳动积极性,他们还自发搞起劳动竞赛,在短时间内大量荒地被开垦成条田。部队在赵北村垦荒三年,成绩突出,之后撤离,把田地都分给了赵北村民。

  赵北红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专业医生,只好先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当时赵北村有一批这样的赤脚医生,村民都叫他们红医。

  村里的老中医张会仁因为眼疾,久病成医,中医医术高明。沈洪骥(1941年生),20岁跟着村里的老中医张会仁学习中医,立志一辈子为村民看病。沈洪骥不只学习中医,还自学西医,医术精湛。

  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十分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银针和草药是赤脚医生的两件宝。曾有一个村民患了面瘫,沈洪骥用针灸配合草药,用了半个月就把他治好了。      

  沈洪骥自打从医开始,就养成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去哪儿都带着药箱。有一日,村民请沈洪骥到家里吃饭,饭间,村民突发心梗,晕了过去。沈洪骥顺手拿过药箱,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幸好及时,否则等送到医院人就没命了。

  当时在农村,能够背起药箱当赤脚医生是青年最时髦的人生理想。沈洪锐(1949年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求学,在天津卫校培训进修,学成后回村做了赤脚医生,村民都十分相信他的医术。在传染病肆虐的时期,沈洪锐和其他赤脚医生自发组织起来,为村民免费注射预防疫苗,讲解预防知识,切实地降低了村民的得病率。

  赵北红医没白天没黑夜,村民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出诊,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节日假期。他们不但不多收取医疗费,如果谁家贫困,有时还会倒贴药费。附近村的病人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尽管他们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但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村民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但遇到自己治不了的大病重病,他们会建议村民到大医院治疗,有时还亲自陪着去。

  图为赵北中心小学,来源百度百科

  桃李满园的姜老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赵北村还处于私塾教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教育事业开始起步,村里建立官办学校——赵北小学。

  根据当时国家政策的规定,为了限制地主发展,把村里一户地主的空余房子征用做小学的校舍,教室就是一间客厅。学校一共四个年级,学生到了五年级,就要到务本村高小继续学习。所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老师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授课。当时学校只有姜觉民一个老师。姜老师40岁左右,高中毕业,并不是本村人,不知什么原因来到赵北小学教书。

  一开学,姜老师用红色硬纸板做了五个圆片,上面四四方方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贴在教室的黑板上方。每一批新的学生进来,姜老师都会认真地讲解一遍“为人民服务”的含义,作为开学第一课。“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学生的希冀。

  姜老师一个人兼教国语、算数两科,兼带四个年级。一个教室里,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六七岁。对待不同的年级,姜老师都会因材施教,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姜老师奖罚分明,对于功课做得不好的学生,他会严厉教训,甚至打板子。同时,只要看到学生有进步,就不吝鼓励,甚至自己出钱买铅笔、笔记本作为奖品奖励学生。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常瞒着家里逃学,姜老师总是不惜时间,到学生家里做工作。有些家长对孩子上学本来就持无所谓的态度,对姜老师的家访往往置之不理,姜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真正说服村民才罢休。

  姜老师在赵北小学当了几年老师,又在务本村的高小做老师,后又当校长,赵北村大部分村民都曾经是姜老师的学生。之后,姜老师又在小东庄学校任校长(一说教务主任)。70年代“文革”时期,姜老师受到迫害。80年代左右,因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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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东丽新青年  编辑: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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