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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销海外的“金驼漆”来自骆驼房子村
2019/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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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情简介

  骆驼房子村,清同治年间建村,曾用名捞鱼房子、前台子,“文革”时曾更名先锋村。有176户、668人,其中回族629人。全村耕地面积641亩。村址位于街道办事处南2.5公里,东至中河,西至民族路,南至京山铁路,北至中心庄村。2011年8月,骆驼房子村被批准整体撤村,并于2014年10月启动拆迁工作,根据规划,村民还迁至军粮城新市镇。

  村名的由来

  清末,河北沧州地区发生大灾荒,饥民遍野,甚至出现了“民相食”的现象,许多灾民纷纷逃荒到外省。骆驼房子村的祖先刘隆芝就是沧州难民中的一员。回民刘隆芝和一批族人离开家乡沧州孟村,一路往北走,沿途靠乞讨为生,族里的许多老幼因饥饿死在半路,许多族人也在逃难中走失,到达天津东郊时,从孟村逃出的几十名灾民中只剩下刘隆芝一人。

  刘隆芝靠吃野菜为生,途中经过今天津市津南区张家嘴时,与另一位苦命女子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二人结伴继续往北,到达今军粮城西面地区。当时军粮城西面的荒地已经被清朝政府开辟为排地,正召集民众来此种地。刘隆芝夫妇见排地地区已经有开垦好的稻田,离河也近,取水方便,并且周围已经有人居住,决定在此定居。夫妻二人在河边高地上搭了间草房,在此安家落户,繁衍后代。刘隆芝夫妻俩勤恳老实,认垦后每日在稻田里精心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年之后,夫妻俩带着儿女们住进了新盖的土房,随着刘家人丁越来越兴旺,刘家所住的这一片地区渐渐形成一个小村子。

  随着刘家人口越来越多,光绪十一年(1885年),刘隆芝的孙子刘华云一家搬到村子后边的空地上居住,刘隆芝夫妻俩所住的地区被称为“前房子”,刘华云一家所开辟的地方称为“后房子”(今刘辛庄的前身)。刘隆芝夫妻所住的前房子一带是清军从军粮城运粮时的必经之路,当时清军用骆驼从军粮城向西运军粮,运输途中往往都在前房子休息,清军运粮队驻扎在村里的时候,村里密密麻麻都是运粮的骆驼,所以人们又将前房子称为“骆驼房子”。

  骆驼房子村还有“捞鱼房子”的别称。据说这是因为当年清政府令清军在排地一带垦荒,垦荒的士兵看到骆驼房子村附近的河流水清鱼肥,纷纷捕捞河鱼来改善伙食,并用骆驼将这些鱼运回营地,所以称骆驼房子为“捞鱼房子”。

  骆驼房子村中97%的村民都是回民,汉族村民只占很小一部分。村里除了刘姓是大姓外,还有李、钱两大姓氏。关于李、钱祖先的来历,也要从清末说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来自河北盐山县的回族人李德明从武清杨村迁至骆驼房子村,和刘玉山(刘隆芝之子)一起筹建骆驼房子清真寺,并成为清真寺的首任阿訇。李德明还将其四个儿子李文澜、李文汉等都培养成为阿訇,李家是继刘家之后村里的第二大家族。钱家的祖先钱荣奎是从河北香河县逃荒至骆驼房子村的,当时刘玉山看其淳朴老实,便与其结为姻亲,从此钱家在村里繁衍后代,成为村中第三大家族。

  注:1996年版《东丽区志》载,骆驼房子村清同治年间建村。

  1997年版《天津市东丽区地名志》载,清光绪十年(1884年),回民刘隆芝和其子刘玉山由河北孟村县赵河村迁此定居。

  骆驼房子清真寺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一个清晨,骆驼房子村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到村里并不急着找人,而是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在村里四处查看。当时村里居住的还只有刘玉山(刘隆芝之子)一家人。刘玉山夫妻俩起床开门后,在门口看到了这个已经等候多时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是河北盐山籍的回民李德明。李德明和弟弟一起从家乡逃难到武清杨村定居,并在清真寺学习,成了海里凡。后来,李德明听村里人说,东郊一带开始有回民居住,但却没有清真寺可以供给回民们做礼拜。于是李德明告别弟弟,独自一人从杨村来到骆驼房子村,想找村民一起筹建一座清真寺,方便东郊各处的回民做礼拜。

  当李德明说明自己来意后,刘玉山喜出望外,赶忙将其迎进屋内。刘玉山早就有建一间清真寺的想法,但苦于自己对建造一事一窍不通,有心无力,所以修建清真寺的事情一直被搁置。如今真主给自己送来一个建清真寺的好帮手,刘玉山笑得合不拢嘴,于是立马和李德明开始商量如何建造清真寺。

  经过几天的讨论,二人确定了清真寺的选址,然后马上四处奔波筹集款项、购买材料、请建筑师傅。不久,一所占地5亩的清真寺在村内拔地而起。刘、李二人还在清真寺内开了一口井,以便取水。李德明顺理成章成为清真寺首任阿訇。

  刘玉山看着自己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感慨万分。见李德明虽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但学识渊博,很有主见,做事沉稳,善良老实,便将其留下帮助自己,于是李德明在村里定居下来。随着李德明的名声越来越大,金家窑、沧州、杨村以及北京牛街等清真寺都请其去当阿訇,当时天津各地的清真寺都知道“骆驼房子村出了个有名的李阿訇”。因为李德明在家里排行第八,所以村民们都尊称他为“李八爷”。后来李德明将他的四个儿子李文澜、李文汉等都培养成了阿訇。

  骆驼房子清真寺除了著名的李德明阿訇外,还出了20多位阿訇,有的阿訇是村民们从别处清真寺请来的,有的阿訇是骆驼房子清真寺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阿訇有钱荣奎、王德元、李文卿、丁万荣、李永福、刘宝珍、马殿军等。

  王德元阿訇是刘隆芝的孙婿。在其做骆驼房子清真寺阿訇的时候,他看到村里的贫户死后没有钱买地入葬,就自己省吃俭用,将攒下的钱以清真寺名义在村西北买了一块坟地,免费提供给贫穷的回民们安葬。每当有外地逃荒、逃难的难民来到清真寺,王德元阿訇总是会给他们提供吃住,照顾好这些难民。

  李德明、王德元以及其他阿訇在任期间,骆驼房子清真寺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到开斋节,寺里都会拿出一部分善款,救助村里的穷人,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文革”时期,骆驼房子清真寺遭到毁坏,后又重新修建。

  日寇肆虐下的骆驼房子村

  骆驼房子村位于排地一带。排地形成于晚清,可说是鱼米之地,令日本侵略者垂涎三尺。然而令侵略者意想不到的是,排地地区出现了以张保廷为首的土匪武装,不时对日寇进行偷袭。

  骆驼房子与刘辛庄(今属金桥街)的其他村落一样,都实行严苛的粮食配给制。日军如若发现中国人偷吃稻米,便会将其活活挑死。驻扎在骆驼房子村一带的日军主要职责是看护、维修铁路,共有四五人,伪军十余名。偶尔他们会端着刺刀抽查村里的情况,把村民吓得向北方逃亡。

  1937年,村中发生一件事儿,使得村中“宝”字辈的村民纷纷改名,时至今日,村中名字中带“宝”字的村民都很罕见。关于这件事儿,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见于傅鸣山老人所作的《土匪排地兴亡录》一书中所载: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寇的铁蹄也践踏到排地。1937年初秋闹水灾时,张贵庄保长李凤祥带领民工在西河地台子(今属新兴村)护堤挡坝,随便乱用当地群众的柴草,发生口角,李凤祥为图报复,勾结高庄子(今属津南区)大地主李德清向日本告密,说“排地净土匪,排地头目人物都通匪……”

  1937年农历十月,狡猾的日寇以宴请排地头面人物的名义,诱捕了乡长刘文云及其两个儿子(后其长子刘振刚逃出),吴家台(今属四合庄)吴恩荣、大影壁(今属四合庄)张宝真父子、仁慈庄(今向阳村)李彦、四顷地(今东大桥村)吴凤鸣等村、保长,骆驼房子村地主刘宝凯因长工刘景臣等是土匪,也以“通匪罪”抓走。在未抓到刘宝凯之前,日寇还用警察贾义章带路,逮捕了无辜的老实农民刘宝善、刘宝明等六人,另外还带走了流芳台开轧花厂的农民许玉田及在轧花厂干活的毛生仁(津南区张家嘴人)和另一个开轧花厂的刘君选(丰润县人),分别带到军粮城和塘沽三百吨处以极刑。虽然后来张保廷亲自捉到李凤祥,说他出卖中国人,毁得排地人太多了,并在荒草坨活埋了这个汉奸,但从此排地人每当听到剿匪的来了便吓得躲藏起来。

  第二种说法来自地主刘宝凯的后人、区八届政协常委刘学孔。刘宝凯家中雇佣的一名张姓“扛活儿”是地下党,日军“剿匪”时,有人向日军检举揭发了刘宝凯家有地下党一事,日军闯入骆驼房子村进行搜查,机警的张姓地下党成功逃脱了日军的搜查,从此销声匿迹,刘宝凯经别人提示也脱离危险。谁知村中数名“宝”字辈村民成为替罪羊,被日军抓走。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刘宝凯返回家中,不料日寇杀了个回马枪,抓住了他。刘宝凯等六人被押送到塘沽区,有人说这六人被送往日本当作苦役,有人说他们被处以了极刑。

  远销海外的“金驼漆”

  骆驼房子村能跻身于天津市第一批“小康村”,仰赖于村办乡镇企业新丰油漆厂,而新丰油漆厂的拳头产品则当属“金驼漆”。

  1984年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骆驼房子村也抓住发展机遇,成立了一个喷漆厂。那个年代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建设完善,由于业务发展问题,喷漆厂与天津市化工局在业务上交流频繁,鉴于喷漆厂长期需要购置油漆,某化工局干部对喷漆厂负责人开玩笑道:“你们自己干个油漆厂得了,老往我们这儿跑,你们不烦我们都烦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村里就建厂问题展开讨论,最后村支书拍板,决定由大队建厂房干出一番名堂。

  村里找到了当时还在做“包工头”的刘学孔,组织人手承接建厂任务,1985年5月厂房竣工。村里将厂子命名为“新丰油漆厂”,新就是焕然一新的意思,丰代表了成果丰硕的愿望。精明强干的刘学孔被油漆厂挽留下来,做了副厂长,主抓业务方面。

  当时的新丰油漆厂名义上有20余人,设置有厂长1名,副厂长3名,车间负责人数名。从结构上来看似乎厂子的组织都配备齐全了,但事实上,除了厂长每天坐镇办公室外,其他工作人员都类似于兼职,都是在种地之余再到厂里参与生产,农闲时除厂长留守外,其他人全部充当业务员开拓市场,其中艰辛一言难尽。为了厂子的生存,大家有多少劲使多少劲,有时好不容易拉来订单,为完成生产任务,全厂上下需要昼夜不休的劳作,更有甚者,连工人都难以凑齐,不得不挨个去田里找人回厂干活。

  新丰油漆厂中除了技术员和会计外,其他人都是本村农民,技能不足使得新丰厂不得不从化工局高薪聘请人员,来厂里充任兼职技术员。最初几年,常有为支付外来技术人员工资,导致村民几月无法开工资的情况发生。

  在村里人黑白倒班的劳作下,“金驼漆”终于在东郊市场生根发芽。当时天津市北郊区已有几家油漆厂,早已占领了天津市区的市场份额。业务主管刘学孔敏锐地察觉在市区已经无法分到一杯羹,他果断放弃在市区市场与北郊漆角逐,而将眼光投到塘沽区这个新兴市场。在一个时期内,塘沽区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关于“金驼漆”的广告。塘沽是天津市乃至华北地区的出海口,在这里,质量上乘的金驼漆不但得到国内用户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一些外国企业的青睐,在国外的建筑工地上不乏金驼漆的身影。

  这一阶段新丰油漆厂效益好,规模不断增大,1994后又增盖了新厂房,人员规模也由原来的20余人变为50余人,村里人的福利几乎完全依赖于新丰油漆厂的收入。在民族委员会的帮助下,新丰油漆厂先是获得无息贷款,又得到了一些客户,一切显得生机勃勃。

  1993年,刘学孔以每年上交大队15万元的条件,承包新丰油漆厂,担任厂长一职。在他任职期间油漆厂利润节节翻高,一年能达到七八十万的净利润。同时,厂里花重金与化工局一同研制出现今装修行业中广泛使用的水质漆,并赴韩国考察研制出了路面漆。

  1996年是新丰油漆厂由盛转衰的转折年,这年随着刘学孔卸任厂长,专职担任骆驼房子村村长、支部书记,厂子的效益立马出现了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问题有三个,首先是该厂过于依赖刘学孔个人拓展业务,刘学孔一人所拓展业务量占全厂销量的70%左右,随着他卸任,厂子销量大幅下降;其次,北郊漆以低价的优势屡次击败了质优价高的“金驼漆”,金驼漆主要市场在塘沽,又以民用为主,在价格战中败给了北郊漆;最后,投入大量资金研制的水质漆因为价格高昂难以打开销路,而金驼漆以民用为主,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用的优质路面漆未能得到国家财政扶持,更是彻底没有市场。这三点沉重打击了新丰油漆厂,2000年新丰油漆厂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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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东丽新青年  编辑:宋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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